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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规律研究
发布时间:2012-09-11 发布者:部门管理员

□黄杰文
    国家工作人员商业贿赂犯罪已成为当前职务犯罪的“重灾区”,而城镇建设领域更是商业贿赂犯罪高发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前各行各业的基础建设投资规模也正突飞猛进地增长,建筑行业成为拉动经济指数上长的"热点"行业。然而,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经济犯罪的数量也在明显地增长。多年来,建筑市场是个巨大的利益市场,可以接到工程或取得某个开发项目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金矿”,为了取得高额的利润回报,开发商、承建者,就必须挖空心思、各出奇谋,甚至不择手段打点好各方“神圣”,通过送红包、给回扣来争夺工程,这导致城镇商业贿赂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本人从1996--2009年一直在检察机关反贪局工作,一直工作在案件查办的第一线。就以我所办的案件为例,我从2000--2006年共主办或参与查办商业贿赂犯罪36件,而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就有21件,占商业贿赂立案总数的58.3%。因此,分析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点、洞察建设领域中“潜规则”的奥妙玄机、在每一个被腐蚀的环节上发现其“着力点”,从而制定相应的侦查计划,将会更为有效地打击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下面,笔者将结合城镇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的某些特点来分析其侦查规律。
    一、城建领域商业贿赂层层渗入、环环腐蚀、人人分羹,窝案串案居多
    在建筑工程中,一项基建项目从批准立项、动工到竣工,工期环节多,牵涉面很广,包工头为承建工程,需打通各个关节,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差、资质不高的包工头,为了层层闯关,摸熟所有相关的人脉,往往多头送礼,多环节行贿,按照掌权人各自所起作用的不同按权送钱、按功行贿。在城镇建设领域中,每个环节都滋生商业贿赂犯罪,每个掌权人都欲从中分得一杯羹。具体来看,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市政公用事业单位产权交易等部位,工程建设的所有环节包括立项审批、规划选址、工程招投标、材料设备采购、工程监理、工程增减、款项拨付、项目分包、项目预决算、资产评估、特许经营权取得、竣工验收等都能滋生商业贿赂。因此检察机关在查处建筑工程贿赂案件时,经常一挖一串,一抓一帮,牵一发而动全身,窝案串案居多。如我在2000年查办的某镇四件四人的窝串案、2001年由一件文仪器材经营商行贿案中牵出的教育系统三件三人的窝串案、2005年查办的原县供电局四件四人的窝串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工程城建商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通常不止在一个地区争揽生意,这样的行为方式注定了他们需要拓展更广阔的人际关系,将金钱的光芒照耀到最广。因此现在的城镇商业贿赂犯罪的发案特点已经从个案演化成窝串案,本地行为延伸成跨地区活动,从一部门牵扯到多部门,这些行为方式对于反贪工作的信息情报收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强化办案人员利用侦查信息情报线索发现疑点、获取证据以及运用确凿、充分的客观证据来揭露、证实、指控犯罪的能力。现在审讯功能的发挥只局限于“自我”信息的积累,而对于那些利于其他办案部门侦查的线索收集工作进行的却不尽如人意,从反腐败的意义来看,要将情报信息的收集立足于全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侦查指挥中心统一协调的作用,加强基层办案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建立健全情报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形成行之有效的合作体制,根据包工头遍洒金钱、移动式承揽、行贿的特点建立起信息库,将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相关信息掌握到最优,比如他的性格、为人处事方式、人际等等,将信息情报的作用辐射到最广。将其他部门查办案件的有效线索化为我用,集结各办案部门的力量来整合情报信息,掌握常发生问题的环节、易权力寻租的部门,通过连环式的证据、连动式的办案模式,找准部位,顺藤摸瓜,聚集各自的侦查优势来查办窝案串案。进一步实现反腐败经济案件线索信息从传统、零星、分散、粗放型向现代、全面、集约、信息化、统一管理型转变,跳出原来的“纸袋信息”、“口袋信息”、“脑袋信息”的狭隘基础范畴,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这样可以节约侦查资源、提高办案效率,也会使初查工作少走弯路,将初查工作做细做实,减少暴露侦查目标的可能性,达到除恶务尽。除此之外,平时我们就要注重对情报信息的搜集,要对线索的利用形成前瞻性,不断丰富反腐败侦查的线索库,减少“情报用时方恨少”的苦恼。
    二、行贿者行贿行为长效化,与掌权官员同根同利、如影随形,共同奔赴“钱程”
    如今大多数包工头已经不再是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高瞻远瞩”谋求与一些领导干部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细水长流的人情往来,将这些领导干部牢牢地控制住,为以后办事打下基础,以期得到他在关键时候的关照,可谓该出手时就出手,行贿行为趋于长效化。并且出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很多行贿者一直伴随着领导干部的升迁,领导职位做到哪里,行贿者就将老窝挪到哪里,领导权力上一个台阶,行贿者事业也随之拓展,很多行贿者发展的轨迹追随着权力方的步伐,行贿者已经牢牢的寄生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里,随着权、利欲的膨胀,那些寄生虫也落个钵满盆满。就我近些年查办的案件来看,行贿方与受贿方或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下属关系,更为突出的是发现了“同根”现象,即两者为同一个籍贯,双方在历史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就以我在2004年查办的崔某某涉嫌行贿案为例,崔就是傍上了时任县邮电局的副局长黄某某,而后黄某某又将崔某某介绍给了县邮电局局长何某某,崔认识何某某后挖到的第一桶金就是何某某将下面镇邮电分局的工程给其做,而后经过经常性的“感情”交流双方交往日益紧密,崔又托何的洪福得到了县邮电局宿舍楼工程,尔后崔某某更是一路伴随着何某某的升迁将事业做到了市里,从此在市里“大展拳脚”,崔得到最实惠的利益就是承建市邮政局宿舍楼及招待所等工程。本案中的崔某某、何某泉以及黄某某都为同乡,同籍同根。这些揭示了现在的“一对一”贿赂案件的新特点――受贿人与行贿人的“搭档”具有稳定性,受贿人为了降低风险,通常不会轻易收受陌生人的钱。就以我在2004年查办的某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唐某某受贿案为例,他的利益方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他曾先后两次将其主管的该镇某民族新村食用水蓄水池工程、该镇某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工程都交给了行贿方承建商伍某某,唐伍二人也同样是同乡。那么,行贿人是否固定对于办案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办案发现,如果受贿人的相向方是多个行贿人,也就是行贿人不固定,那么双方的犯罪事实不易暴露,但每个行贿人行贿的数额就相对要少,行贿人心理负担也相对较小,办案人员容易从行贿方找到突破口;相反,如果受贿方有相对固定的行贿方,双方的犯罪事实暴露的可能性增加,但行贿方行贿的金额总数也就相对多一些,二人通常都会达成牢固的攻守同盟,从口供方面难以取得有效证据。这就要求询问工作要迅速及时,防止行、受贿方串供。同时要抓住行贿人薄弱的一面,或利用行、受贿人之间的矛盾,结合掌握的情况,加强政策和法律攻心,分析利弊得失,使其作出对己有利的选择,如实供述,并要进一步做好行贿人的工作,防止其翻供。
    三、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金钱铺路、双方受益,案件易守不易攻
    前述第二点中所提到的受贿人为了保险起见通常情况下不会收受不熟悉的人的钱财,但当行贿人用大力气、花大价钱抛出诱人金币时,铤而走险、破釜沉舟大捞一把的官员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2000年我查办的某镇窝串案就是一个例子。当时该镇要建造一个水库,所要进行的工程量庞大,涉及到土地的三通一平,需要整个镇的居民搬迁,那么这块肥肉是如何落入了一个无任何干系的北京人张某的手里呢?原因就在于张某肯出血、肯舍钱、大行金钱之道,张某对该镇的领导从党委书记到副镇长出手都相当阔绰,时任该镇党委书记兼新镇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陈某、副镇长兼新镇建设指挥部副指挥的谭某、副镇长兼任新镇建设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钟某都被张某江买通,大家吃喝享乐在一起,几个人很快的建立起了共荣同利的“友谊”,因此新镇所在地土地平整工程揽入张某的囊中也就顺理成章。另外我在2005年查办的县供电局局长莫某窝串案受贿案,行贿人黄某为了与其拉拢关系,用金钱与其儿子、亲信筑起了“友谊”的桥梁,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为其日后大行其道做足了准备工作。那么,在突破这样案件的过程中,因为涉案金额大双方肯定都不可能随意将对方供述出来,而且此类案件取证难,案件处在易守不易攻的状态。在双方心理压力承受不了的时候,行贿方或者受贿方就会抛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数额来麻痹办案人员,这时我们就可以根据双方由陌生到靠金钱结识的过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首先要假设他们之间的金钱往来肯定不只这些,接下来运用心理战术,造成似乎已有一方松口的迹象,使其慢慢和盘托出,并根据蛛丝马迹及时地固定证据。这需要在侦查过程中将静态的知识、智慧、技能和动态思考、运筹、应变有机统一,将法定的侦查措施、手段、方法与科技知识、个案信息、类案的侦破经验相结合,力求达到供证归一。
    四、行、受贿双方胆大心细,贿赂方式推陈出新,为侦查工作建立起多重屏障
    随着侦查手段的发展,行贿人与受贿人的活动方式也更加趋于隐蔽,犯罪手段花样百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包工头不断变换手法,有的“一对一”秘密交易,有的采取“夫办事妻收贿”的形式,行贿人多借领导干部子女上学、乔迁新居、生日、节日、红白喜事之机以金钱进行感情互融,甚至以“赞助”、“付回扣”、“干股分红”、“请客吃饭”,“搓麻将”等“合法”、“正当”的名义行贿赂之实。双方交付的标的不局限于金钱,还有汽车、房子、礼品和消费卡或提供境内、境外等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如我在2001年查办的某镇教育办公室主任黎某受贿案,其利用管理、监督清新县“普九”达标工程之机,多次收受工程承建商贿送的移动电话及为其装修房子而送的装修材料、家俱共计五万多元,另由本案牵出的某镇党委书记王某受贿案,王某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乘该镇政府发包工程及划拨工程款之机,多次收受工程承建商贿送的手提电话、空调、34寸彩电、真皮沙发及住宅装修等物。这些不以现金交易的手段给侦查工作的认定带来了难度。这就要求办案人员要全面收集间接证据,从物品的买入情况(包括时间、购买方、发票)等方面调查取证,在收集证据时形成锁链,并针对这些方面阻塞漏洞,断其退路,使受贿人无空子可钻,达到有力戳穿其谎言的目的。
    行、受贿双方的交易手段也不断另辟蹊径。如今逢年过节成为受贿的“黄金时间”,行贿人送礼“有理”,受贿人心照不宣;行贿人和受贿人深谙“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道理,贿赂地点从家里转到茶楼、饭桌等公众场合;行贿方式更隐蔽,有的把存折和银行卡放在标书的折叠处,有的把现金放在酒瓶的包装盒里,让人不易察觉;受贿者规避法律的意识更强了,有的以借的名义拿钱后还装模作样叫“第三方”在场证明钱是借的。在上述的各种贿赂方式中,送现金是最普遍的一种。在实践办案中发现,包工头在承接工程过程中是按照工程量的点数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的,通过报大价、扩大工程量进行贿赂、给予好处。如果金额过大的话,发包方负责人一般会以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注册一家咨询公司,等双方合同一签,把回扣以咨询费的形式直接打到自己开的咨询公司的账上,用中介费的形式将回扣直接收入囊中。也有的行贿方直接开个户弄个存折,把回扣直接打进去,再把折子和密码交给受贿方。而今出现的另一种规避法律惩罚的方法就是以借用为名行占有之实。比如房屋,有的行贿人以借的名义给受贿人居住,但没有过户给他。有的不直接给受贿者本人,而是给他孩子购买,事发后受贿者说自己不知道,孩子也不承认家人知道。因为行贿主体与受贿者就好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旦一方受到查处,另一方也难逃法网。这种紧密的连带关系和一损俱损的风险,必然促使双方互相掩护,结为同盟,其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暴露对方而殃及自身,这给办案带来很大困扰。“一对一”受贿案由于没有其它人在场,只有行、受贿方的口供,证据比较单一,就必须通过收集其它证据来加以支撑,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收集:一是行贿款物的来源。包括银行、财务上支取款项的时间、金额、支出依据、冲销凭证等;二是收集相关知情人或经办人的证言;三是款项的去向。受贿人收受后,往往把款存入银行或购买物品,投资或者借与他人等,就要结合受贿人款项去向,及时收集相关依据。
    我们要看到,贿赂犯罪的手段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和专业化与侦查骨干、专门人才严重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观念,创新侦查方式,打破旧有模式对反腐败侦查工作的时空限制,切实增强掌握和运用科技手段侦破案件的能力,进一步探索侦查谋略,搜集侦查信息情报线索,整合侦查资源,全面发现证据和正确地审查运用证据,提出能够证实犯罪的充分有效的证据,用先进的专业理论和实用的业务技能培训办案人员,不断提办案人员的侦查谋略和侦查技能,强化办案人员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审查证据、运用证据的能力。
    其他部门办理过这样一宗案件:在查办一宗受贿案过程中,某受贿方与行贿方达成了相当稳固的攻守同盟,双方只承认认识对方,只是有一些简单的日常往来,但对于贿赂的犯罪事实只字不提,侦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困境。办案人员一面火速收集证据,另一方面与行贿方聊起了“家常”。办案人员与行贿方在“聊熟”以后,就问行贿方是怎样认识受贿方的,行贿方即开始滔滔不绝。说是知道受贿方喜欢吃榴莲,有一次送去榴莲后,受贿方高兴的说“榴莲一开,满屋飘香”。办案人员觉得这是个有效信息,行贿方不可能只是单单地送去水果这么简单。于是就问受贿方还记不记得“榴莲一开,满屋飘香”,受贿方一听到这句话神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认为行贿方已经将他供述出来,并交待了他受贿百逾万的犯罪事实。这样的破案经历并不是侦查人员“碰巧”,而是侦查人员善于从细节入手,于细微处见分晓的体现。侦查人员炼就细心、提高善于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对于当前趋于隐蔽的贿赂犯罪将是一个重创。
    五、多视角看待行贿人的目的,善于利用信息点指引破案
从行贿者的目的来说,他之所以要行贿,主要原因在于他“进贡”的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建设工程的发包、款项拨付、质量检查验收等权力,一些承包商和施工单位为了能够承揽到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就不惜代价去贿赂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行贿竟列入建筑成本”的怪现象,由于工程建设利润高,施工单位之间竞争激烈,为获取工程,将工程造价的5%至10%列入“公关费”预算用于行贿,竟成为很多地方建筑行业的潜规则甚至公开的秘密。所以现在有人说是官员用权换钱提高了房价也是不无道理的。但行贿者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降低建筑的成本。承建者都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国家对于建筑行业的诸多方面都有标准化的硬性规定,这对于发包商和公共利益是一种保障,但是对于承建者就似乎成了紧箍咒,他们千方百计的寻找捷径避开那些标准,于是那些对建筑商有监督力、约束力的许多官员就成了他们瞩目的对象。如我承办的一件县环保和建设局散装水泥办公室副主任谭某涉嫌受贿案,行贿方承建的工程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要用大量的灰沙砖,但行贿方通过找到具有监管权的谭某便将应使用的灰沙砖变成了价格低一倍的红砖。行贿方通过这样以次充好低劣的手段,达到偷梁换柱、提高竞争力的目的。我查办过的行贿人利用掌权者监管之责达到非法目的的还有前述某镇教育办公室主任黎某受贿案、某镇房管所所长何某受贿案。本来赋有监管之责的部门负责人竟将手中的权力随意变卖,将公共利益弃置践踏。
    对于查办的腐败案件来说,立足于研究行贿者以钱换权的目的可以扩展侦查视角,对于建筑商们看做是特权家的规划、国土、城建、环保和建设部门等具有监管职责的负责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为行贿者揽到工程,那么不妨从行贿者承接工程的成本来考虑。送钱必有求、有求必有应,从双方交易的目的入手,进行信息点的连接,当目的、行为、结果三点连成一线后,案件的突破指日可待。
    六、客观看待建筑行业内的“热潮”,分析其中的玄机所在
    建筑行业内的很多猫腻可以从建筑商们的行为方式中洞悉。下面就列举一种由政府发包方和建筑商打造的“分散式盈利法”。因为害怕垫资和拖欠工程费,建筑市场转包成风,其中就创造出不少索贿的机会。一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拿回扣。因为回扣的多少和项目大小有关系,比如资金大的项目回扣一般是工程预算的2%左右,而资金量小的项目回扣能到5%左右。资金越大,回扣的比例就越低。这个大工程如果分成若干个小工程,那么,每个小工程的回扣都能拿到5%,这比包给一家的2%回扣能高出两倍多。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总包控制付款,保证回扣能安全到手。而且这样做比较安全。因为好处费是总包从分包的企业拿来的,一切在总包的账上都不反映。万一事情败露就说是总包和分包之间的事,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按照业内规矩,建筑企业都是等到首批工程款到账后付给回扣。如果接活的企业不给好处费,那么总包就不给它拨其余的工程款,所以有了总包这个环节从中控制,好处费不会落空。总包也是获利颇丰,它一方面可以吃下面分包企业的管理费,另一方面可以从预算价格上扒一层皮。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冷静地分析建筑行业内种种流行趋势,将一些利欲熏心、为“权力寻租”制造种种便利条件的掌权者扼杀在萌芽之中,以防止不良风气扩散、长成气候,这将利于反贪工作掌握好主动权,将“等米下锅”与“找米下锅”有机结合,会使打击城建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成果更加显著。
    七、直击招标投标环节:权钱共同上演“好戏”,多方人士大摇大摆参与
建筑业内有句话叫“金桥银路铜房子”,意思是按照利润率由高到低的顺序排依次是桥、路、房子。桥和路的项目格外“甜”,在招投标环节涉及的商业贿赂尤为严重。招投标环节是城镇建设领域中的腐败高发区,因我国《招标投标法》对招投标一些环节缺乏强制性规定,为腐败留下了“活动空间”。比如招标方的权力过大,责任不明确,缺少责任约束和追究制度。国有投资工程项目的招标方对国有工程资金没有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加上有的部门对国有资金监管不力,以致国有资金流失,追究不到责任人,使腐败有了生存的土壤。同时也反映出了市场竞争无序和企业诚信缺失。
    从电视屏幕到现实生活中都映射出了这样的问题:招投标搞半明半暗操作,表面看似公开,实则是谁给的好处多就把标投给谁。招投标惯用的伎俩有以下几种:1、希望中标的建筑企业为达到目的,先贿赂好发包方,再通过假围标一举中标。具体过程就是内定中标的企业事先早已经把发包方的关键人物搞定,红包、礼品、购物卡、借考察之名出国旅游都是商业行贿的“常规武器”。另外已被内定的企业招标前会先与几个关系单位通好气,告诉它们自己的标底。竞标时,除一家内定的企业外,其他企业一律抬高报价,从而使内定企业以相对低的报价,名正言顺地中标。当然,这个“相对低价”本身已大大高于正常价格。作为回报,内定中标企业要付给“客串”企业的老总几万元好处费。可以说,整个招投标的过程和结果,全都在内定企业和发包方的控制之内。2、有些企业手段更加先进化,先贿赂其他企业来陪标、串标,即通过种种手段,直接把其他企业的法律文本拿到手中(如工商登记、法人代码等),由一个企业统一做几份不同的标书去竞标。监管者由于也能“分一杯羹”,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对于腐败案件侦查来说,需要锁定的可能受贿方有以下几类人:一是从事工程建设项目监督管理的政府官员,二是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或承办人以及建设单位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三是招标监管机构人员,四是评标委员会成员,五是其他投标企业。需要收集证据的环节包括招标投标中的编制标书、资格预审、投标、组织评标等。
    结语:深挖城镇建设领域害群之马,反腐利剑坚决斩击
    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彼此勾结、获取利益。在城镇建设领域中,商业贿赂最后都反映到工程建设项目投资的增加或工程质量的降低上,损害的是政府公共支出项目的投资效益,败坏了政府形象。商业贿赂使守法经营的建筑企业沦为受害者,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中商业贿赂如不及时治理,将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诚实守信、高效优质的企业会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劣质低效的企业反而受到保护。招标投标中商业贿赂带来的超额“实惠”,还将降低施工企业在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人才培养、安全保障上投入的动力,从而影响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反腐败工作本身承载的反腐惩贪、净化行业风气、维护社会和谐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敢查重案、勇破疑案、善挖串案、让线索变成铁案,相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让我们披坚执锐用知己知彼这颗“重磅炮弹”来击破建筑商、掌权者筑成的“钢铁防线”,让建筑行业的“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之下。
    作者系广东省清新县纪委纪检监察室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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