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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网络谣言之影响与破解
发布时间:2013-09-10 发布者:部门管理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网民人数已经超过5亿、微博用户超过3亿,这一庞大的数字体现了我国网络土壤的“肥沃”。我国1982年宪法以根本法的意义确定了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体现了泱泱大国一定的民主程度。因网民舆论监督而倒台的“表哥”杨达才近期已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提起公诉。这是网络舆论监督正面效应的典型案例,代表了正义网民的战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土壤正呈现出非正常的态变。正是这一虚拟世界的广阔,使得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开始利用网络企图达到不正当或者非法盈利之目的。言论自由的过度、恣意引发了网络“洪水”,一己之私荼毒的是国家发展的源动力、全民信仰体系以及未成年人的心智,对于被网谣中伤的个体来讲,其危害无异于猛虎之烈。本是舆论监督的网络“圣地”为何一再被人践踏?社会及个体利益在其中受到了怎样的侵害?笔者将就网络谣言的影响发表一管之见,期以通过析解社会职能的完善、践行来达到网络言论自由与个人合法权益的平衡。
    一、追名与逐利:网络谣言的现实来源
   我国在互联网发展,尤其是微博火爆的背景下,个人言论的自由空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互联网和微博成了公民表达各种观点、批评政府、监督官员的利器,这是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但也必须看到,在互联网上也确实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在危害着互联网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媒体炒作的成分固然不可排除,然而人性弱点的迸发才是网络谣言的现实来源。
   (一)经济利益驱使
    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网络大谣“秦火火”供认,尔玛公司自2010年3月在北京市朝阳区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网络推手、网络营销等业务,为了扩大知名度、影响力,其与杨秀宇及其公司员工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伙同他人通过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组织策划并制造传播谣言、蓄意炒作网络事件、恶意诋毁公众人物,以此达到公司牟利之目的;同时,公司还一直以非法删帖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牟利。而细数近期因敲诈勒索而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周禄宝的作案手段,不外乎就是选择目标→网上发布→敲诈钱财→等钱到手→正面宣传。周禄宝采用子虚乌有的捏造手段,曾在网络上发文攻击辽宁海城大悲寺,利用其“维权斗士”的身份引起网民的关注,随即媒体开始质疑大悲寺“居士生活如奴隶”。在之后的斡旋过程中,周禄宝提出只要给付数万元就可以“消灾避难”,结果大悲寺也只得花钱买安宁。其实,秦、周的共同手段就是长期在网上兴风作浪、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以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受金钱利益的驱使而发帖诽谤、污蔑他人的事例不胜枚举。
   (二)出乖露丑使然
   “秦火火”等人还捏造了诸如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开车违反交规、红十字会强制捐款等谣言。今年甚嚣尘上的李双江之子轮奸案中,“秦火火”等人发帖称李某某今年应该是22岁,应为成年人。这些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网络监管秩序,甚至企图误导刑事案件走向的言论到底居心何在?除了网络谣言,再看网络“假面人”的行为。微博“大V”薛蛮子8月23日因嫖娼被行政拘留,一时舆论哗然。曾经受过他帮助的人惊呼“不敢相信”。这个曾经被众多粉丝所追捧的“大善人”,曾经在网络上剑指嫖娼行为的义正词严之人,脱下伪善后竟然是一个好色、沉迷于嫖娼和聚众淫乱并拖欠嫖资的龌龊之徒。事实上,这些荒诞的、夺人眼球的网帖正是使这些无名小卒成为网络“大V”的推手,使其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粉丝追捧的“信仰神明”。置名利、人气于首位,置事实、真相于不顾,置道德、国法于惘然,正是他们摒弃人性扮丑于人前的不二初心。
   (三)发泄不满作祟
    近年来,一些官员因网络举报得到了党纪、政纪甚至是法律的惩处,一些名人因此名誉扫地、一蹶不振。因此,有人便认为这是个可以发泄自己不满情绪、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最隐蔽、最迅疾、最有效的途径,于是就摒弃了旧时写举报信的低调做法,希望通过大张旗鼓的发帖、制造舆论声势的方式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进而将自己所要压制、攻击的对手在短时间内“制服”,以实现其不正当目的。甚至有人认为即便查处结果失实或者无法处理,也会使得某人声名狼藉,网络言论瞬时间成为复仇、打击他人的“原子弹”。究其发帖原因,无非是为了排斥异己、打击对手、发泄不满,是一种变态的复仇心理在作祟。虚拟的本应纯净的网络变成了能致人重伤的刀刃、枪支,伤人而不见血腥。
    二、击毁或低迷:网络谣言对个体、社会的多重危害
   虽然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我们也不能奢望每一位网民都是智者。“三人成虎”,当谣言越传越广,会有不少人信以为真。经查证、辟谣,很多以“正义举报”名义发布的网络帖文都是失实、失范、失当的,但这些帖文就如同恶性肿瘤侵蚀着个体的神经以及干部队伍的健康肌体与已经形成的意识体系,许多谣言在被证伪前已然伤及无辜。这些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的帖文中波及的不乏一些优秀、务实、勤勉的官员,因他人的阴暗目的而被见于网谣之后,对其个人以及周身的危害不可小觑。
   (一)对身心的消极影响
    很多网谣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张冠李戴,抑或是添油加醋,细节上的渲染、情节上的营造,一个网帖就成了能说会道、惟妙惟肖的巧嘴巴。从范仲淹慨叹“忧谗畏讥”,到鲁迅直指“谣言杀人”,还有阮玲玉的“人言可畏”,就个体而言,没有人希望谣言损毁自身。但网谣的当事人往往是最直接的受害人,遭到莫名的辱骂、诽谤,名誉无端受损,不明就里的人以讹传讹、跟谣散谣,有时还会波及到被中伤者的家人、朋友。就干部来说,一帖网谣就如同“安乐死”的针剂,让一个人在痛苦中慢慢陨落,使其从无形的名誉、心理、精神、生活态度,乃至有形的健康、政治前途、工作积极性、家庭氛围都遭受到重创,甚至会影响该名干部所在单位的整体凝聚感及发展。如果经过辟谣、证实可以得到正名,其名誉、威信可以得到挽回,但前述种种伤害却如烙印般难以得到痊愈。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讲,这些诋毁、污蔑的言词会使多年来形成的职业信仰、职业荣誉感瞬间坍塌,原本从政决心实施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健善之路也被阻塞。并会使下属、同僚对早已树立、形成的社会评价、个人导向体系产生颠覆与质疑。这些都是网谣对一个人从里到外、从点到面、从个体到群体的伤害与击毁。
   (二)对群体的负面影响
    以薛蛮子为例,其为国际著名投资人、企业家,曾被人称为“中国天使投资第一人”,其热衷于慈善事业,网络盛传“刻章救妻”凄美爱情故事的当事人就曾得到薛蛮子的无私救助,薛在微博中发起慈善捐助,为廖丹妻子筹得大量善款。薛蛮子每天发微博数条,粉丝数万人,他的善行善举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当星光闪耀的薛蛮子从台上走下,却一头扎进众多卖淫女中嫖娼取乐。当其闪耀的躯壳被剥开,露出的却是表里不一的灵魂。网上很多青年人大发跟帖,慨叹“偶像竟是假象”、“英雄陨落”、“批判嫖妓者竟为嫖妓者”。对于网络这个虚拟世界来说,精神寄托是主导,而社会公信力就是精神层次上的最终依托,当这些都被证实是不可靠、是伪装的“道德模范”之后,真正的道德标准何处寻找则成为令亿万网民困惑之事。
    从“假面人”回到网络谣言的当事人。很多官员成为网谣的关键人物,其形象在同事面前大打折扣,更多捕风捉影的事情慢慢地“得到印证”,单位的成绩与发展“存在水分”,曾经的付出都为“虚假”或是“浮夸”,正常的交往变得“有色彩”,平常的人情关系变得“有味道”,整个单位弥漫着揣测的气息,无关的事都突然变得神秘起来,暗流涌动、惴惴不安。这种氛围使得人心涣散,影响并改变了该工作群体的思维认知、团体协作模式、工作态度与秩序,甚至是价值观、人生观,而单位的声威、发展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一些人再趁乱火上浇油,形成“不满意就发帖”、“不顺心就造谣”的风气,单位职能的依法、正常履行从何谈起?一张注水帖文就可以破除人事任命、职称职级、待遇评定等规制性程序已是不鲜之事。每个人都好像即将成为发帖的牺牲者,工作与生活被笼罩在恐慌、迷茫与无助的阴霾中,终日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思想压力可想而知,甚至有一些官员因无法承受“乌云压境”的网谣压力而辞职,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
   (三)对司法的牵制影响
   “古盼包青天,今寄信访情”。法治国家需要坚持以法律调节纷争,当法律途径不断被阻时,民众就不得不寄希望于信访这个“青天”,因此“信访不信法”由此得来。而现在很多有诉求之人又把这根稻草寄予在网络之上,打开网络,想通过造势并得到同情进而解决问题、诉求的屡见不鲜。笔者亲眼目睹过如下网帖:妻子的上司强奸妻子,被害方不去报案,而是发帖求得公正处理;一宗犯罪证据确凿已经检察机关批捕并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要求无罪释放;已经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案件中的被害人,发帖称司法不公、承办人徇私枉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肩负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等执法人员必须坚持的底线,决不能因一个网帖、一次中伤而节节败退,退到连法律的尊严、执法人的良心都泯灭了。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由网帖、网谣主宰案件走向、命运的不在少数,一句“你不这样办,我就发帖”就会让原本稳固的司法公信力毁于一旦。在这种威胁之下,法律成了可以调节、维护司法颜面的工具,有些案件,当事人没意见是一种处理方法,当事人有意见又是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即便尚未上升到谣言的网帖,也会让司法人员手中的公义天平发生倾斜,从而先入为主、影响判断决策,由仕途发展、职业生涯的担心引发了对底线的突破,网帖将法律、道义、公信操控在手中。
    三、重塑并完善:网络空间与社会体制应前进在阳光下
网络言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反之则滋生流言蜚语、制造社会混乱、阻碍社会发展。网络谣言就像一个毒瘤在人们的网络生活中潜性生长,并呈井喷式发展。怎样对网络言论加以规制、引导?当兼权熟计之后,社会、道德、法制层面的需求便应运而生。
   (一)个人言论的自律
    网络传播有是非,互联网从来就不是道德和法律的真空地带,网络传播不可跨越法制边界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法规倡导网络理性表达,约束、制止乃至惩处非理性的失控行为。这就要求网友对自身权利与义务有恰当的把握。失范失当、违背事实的言论,往往同侮辱罪、诽谤罪、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所界定的犯罪行为只有一步之遥。言论自由不是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自由,个人言论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说话要注意场合与分寸,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无论秉持什么观点,不管从何种视角出发,都应该有一种底线价值观和基本是非观。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言论自由当借口制造谣言,不能以追问事实真相为幌子扩散谣言。言论自律的实现,还需要网络参与者的理性发言并恪守法律的底线。网络和现实之间界限日益拉近,理性和守法是共同的通行证。
  (二)舆情研判的能力
    “秦火火”曾在网络上攻击张海迪开车的行为。据“秦火火”称,他对张海迪并没有意见,但是后来看张海迪开车的照片,灵机一动开始质疑:“不是说残疾人不能开车吗?她怎么就能,我就是要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实际上,2010年公安部已公布了新修改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其中对残疾人学车放宽了条件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双下肢残疾人考取驾照。媒体曾对这一消息进行过大量报道,而“秦火火”却对此一无所知。不难看出,网络上散布的谣言,多数缺乏逻辑、漏洞百出,有一定分析判断能力的人很容易识别和戳穿。正是那些失去了方向、目标、主心骨的网民才会轻易地相信了谣言,被谣言牵着鼻子走,成为了网络谣言的奴隶。因此,不被“妖言”所惑,需要培养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不断提升判断力、鉴别力和思考力。面对网络谣言还需要淡定,需要冷静,需要克制。
在网络谣言面前的淡定,更是一份理性,也是一份从容。这时要求网上用户不信谣、不传谣,拒做谣言二传手,避免有意无意地给他人不负责任甚至恶意生事的言论当喇叭;更不可虚荣心起,哗众取宠,传谣之余还添油加醋,结果违背公序良俗和道德规范,跨越了法制边界。不信谣、不传谣、不迷惘,网络谣言就会没有了市场。
   (三)信任体系的构筑
    国外有一句关于谣言传播的名言:“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了天下。”在微博时代,谣言已不能止于智者。重塑整个国家的信任体系,显然是辟谣的最佳利器。信任体系的构建,就政府部门而言,要研究传言背后的公众情绪,正视谣言产生的社会土壤,用更加公开透明的举措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身处以微博为典型应用的即时网络时代,应对谣言,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全面、响亮地说出事实。政府部门必须反应敏捷,赶在谣言扩散之前及时澄清真相、以正视听。
    谣言能得以瓦解,全仗在事实背景下的积极有效应对:首先,需要判断“谣言”是不是真的是谣言,这其实就是舆情研判的过程,这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而这样的初步判断通常会有三种结果:一是明显是谣言;二是并非谣言,或有部分真实;三是一时无法确认是否是谣言。其次,在加紧调查核实事件真实情况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判断,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对能确定的谣言,须立即辟谣,用事实告诉公众真相;对非谣言或部分真实的传言,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立即整改,诚恳道歉,承诺查清事情原委,严肃处理,及时公布;对一时无法确认是否是谣言的传言,必须承诺公众,将立即核查事件真相,尽快公诸于众,并可视情况不间断发布调查进展,挤压谣言空间。比如说对某位被网络举报官员的调查结果在官网分阶段公开、对某宗敏感案件判决书及每名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评议意见均公之于众……总之,增加说理的细致、易懂、透明的程度,以更加及时、主动、有效地发布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进而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和谣言粉碎力,信任体系的铸就便会聚沙成塔,见微知著。
   (四)打击力度的加强
    网络既是虚拟社会,更是公共舆论场所,在区分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加强对网络谣言的刑事打击力度,乃是法治社会促进网络舆论公义的重要保障。今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网站已达42家,相关造谣传谣者受到法律制裁,彰显了国家打击和治理网上传播谣言的决心和力度。

    虽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谣言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但我们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对伤害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各种谣言进行坚决的斗争,毫不手软。这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的成熟理性,度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行进步伐。正是由于谣言传播所具有的严重危害性,我们必须加大对谣言编造传播者的打击力度。在我国,对编造传播谣言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根据情节不同有相应的处罚。《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五条,对散布谣言等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有罚款、拘留等治安处罚方面规定。《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百九十一条等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情节更恶劣的行为做出了刑罚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明确指出,对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等行为构成犯罪的,要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法律规定条文是规范公民言行的准则,也是公民言行尺度的红线。肆意践踏律法红线的谣言编造者、故意传播者,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

结语
虚拟网络不能变成虚假网络,有言论自由没有造谣自由。坚决防堵网络谣言的野蛮生长,营造积极安全的网络环境,是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的责任。要净化网络环境,让网络成为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就必须铲除网络谣言产生的土壤,必须像根除病毒一样将网络传谣消弭于无形。只要防堵网络谣言的民众基础足够强大、网络运营商对蜂拥而至的虚假信息严格把关、相关管理部门对造谣传谣行为监管到位和应对及时,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就会不断缩小。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非但不会影响言论自由,相反会为公民自由发表言论营造一个健康、和谐、宽松的环境。为此,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
   (区纪委罗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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