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张养浩:写下上万言书

发布时间:2020-05-06 发布者:

       公元1270年,张养浩生于济南。他自小熟读儒家经典,将修齐治平作为毕生追求。公元1292年,张养浩前往京师,出任礼部令史,后为堂邑县令。
       堂邑县在元代属中书省东昌路,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他在《初拜堂邑县尹》一诗中,清晰地表达了出任堂邑县令的抱负和愿景。张养浩还让人在县衙门口挂上了一块匾额,上题“四知堂”三个大字,成为日后为官箴言。堂邑县短短三年的基层生涯,让他体会到一个地方官员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写下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三事忠告》的第一部——《牧民忠告》。
  《牧民忠告》开篇便提出:从一名士子成为地方长官,应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旷其事,己则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在他看来,领了国家的俸禄就应该好好为国家做事,不劳而获、尸位素餐,既愧对良心,也对不住公道、对不起一方百姓。
  在“戒贪”这一条中,他又写道:“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人?”道理讲得朴素而实在:一旦犯罪,上则辜负国家恩宠,中则让亲人蒙受耻辱,下则给乡邻带来灾祸。所以,与其在败露时悲戚,不如在平时就严于律己。
  堂邑县任期结束之后,张养浩调任御史台监察御史,行使监督百官之责。此时朝廷上下腐败盛行,他性格耿直,看透了蒙元的腐败根源,认为只有从制度上入手,才能惩治顽疾。《三事忠告》中的第二部《风宪忠告》就在他的御史任上完成写作。
  《风宪忠告》,是针对监察官员的。张养浩把自律放在了第一位,提出一个“严”字:“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他还对监察官提出了人品标准:“临难”“全节”。所谓临难,就是面对危难时要肩负使命,时刻准备对各种官员犯颜直谏,甚至要有随时献身的准备。而正因这个工作的风险太大,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有坚定的信仰和气节。
  武宗即位后,封赏了大量官员,出现了诸多贪污腐败现象。身为监察御史的张养浩三次进谏劝阻,均没有效果。于是他写下了《上万言书》,历数时政“十害”: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
  仁宗即位后,张养浩任左司都事,翰林直学士,三年后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在张养浩等官员的竭力推动下,停办四十多年的科举重新恢复,给岌岌可危的元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元朝中期出现了被称为“延祐之治”的短暂盛世。张养浩决心把自己在中央为官的经验总结下来,这就是《三事忠告》的最后一部——《庙堂忠告》。他试图帮助官员明确做官的目的,不要在高官显爵中迷失自我。
  《元史·文宗本纪》记载:“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不雨,大饥,民相食”。天灾来临,张养浩受命直奔长安。他目睹了民间疾苦场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赈灾的日子里,张养浩向朝廷申请救灾资金,紧急分发救灾粮,同时对懈怠、舞弊的官员严加惩治,令灾情大为缓解。白天救济灾民、晚上挑灯办公,他不敢有丝毫懈怠,最终在任上去世。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